在中国，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小学生都津津乐道于大唐盛世，那时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如今，中国人常常带着忧虑和惆怅的眼光看待全球化和中国目前所处的文化输入国的地位。

　  如果中国大陆出版的外国书籍的水准降低意味着中国在大力弘扬本民族文化，那么这或许值得欢迎。不过出版商和学者一致认为，虽然外国书籍的质量出现下降，但是问题主要出在国内的翻译而不是国外的写作水平上。他们说，中国的翻译艺术正在走向衰落。以今年举行的四年评选一次的鲁迅文学奖为例，在涉及翻译的五个奖项中，三个奖项空缺。大家一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学教育水平的下降。有人甚至怀疑翻译水平下降的趋势能否逆转。中国还会再出现外文名著的不朽译作吗？　

    评判各语种不同翻译版本质量的标准通常是莎士比亚戏剧。莎翁戏剧中译本中最出色的当属朱生豪70年前的译作。他的译著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出版社此后几次委托别人重译莎翁作品，但出于对朱先生的钦佩，每一次都放弃了新译的版本，最终选择将旧的版本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苏福忠对朱生豪词汇的丰富赞叹不已，认为这是真实再现莎士比亚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文学素养。朱生豪之所以能够翻译出不朽的译著，在于他驾驭中文的能力，而不是作为语言学家理解英文的能力。　

    公认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大倒退。虽然此后经济的繁荣让教育状况出现了改善，但教育不是在“收复失地”，而是在适应商业和全球化的需求。如今，中国学生7岁就开始学英语，事实上，想要找到好工作，就必须会说英语。所有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哪怕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都要精通英语。旧中国是文人当道，如今拿到哈佛大学MBA学位的人成了大家效仿的榜样。　

    中国出版商把翻译作品质量下降的问题归咎于书面语言水平整体的下降、对版权的不当保护以及为求快求省不惜牺牲质量的出版业现状。2003年，长达870页的英文版《哈里·波特和凤凰社》首次出版，短短两个月后，中文译本开始在大陆发行。这比日文译本整整早出版一年，是世界上面世速度最快的译本之一。另外，贝克汉姆的《我的世界》一书由12名翻译分工合作，一周内就与读者见面。　

    问题在于这种“快餐”式翻译如今正在进入纯文学领域。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6个月后，中国一家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5部小说的中译本。而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著作的中译本则在他获奖3个月后就投入了市场。为了节约成本，出版商还省去了译审的把关。　

    苏福忠说：“如今，几乎没有人能以翻译文学作品为生。人们翻译这类作品只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工作。”

　  谷启楠是天津南开大学英语系的一名退休教授，她翻译了很多作品，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太太》。翻译的稿酬为千字50到60元，大多数情况下，她一天至多只能翻译2000字，挣到120元钱，与在大学教授外国文学课每小时150元的课时费以及口译人员每天1000元以上的报酬相比，文学作品翻译的报酬实在微不足道。　

    北京大学教授刘意青认为，要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就需要改善文学教育现状，同时要对中国文化给予更有力的保护。 （完）